第27节 (第2/2页)

心急火燎地找这位律师，还反复问他一个问题？韦塞尔！你想猜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吭声。

    “他的问题是，担任警方新闻发布官会使某人成为知名人士吗？还有，知名人士是否无法对诽谤提出指控？”

    “真是活见鬼。”我说道。

    “一点不假。”

    “那么律师是怎么回答的？”

    “谁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给几个人打电话，对他们说：‘喂，我是《洛杉矶时报》的比尔·威廉。我们明天要发布一条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个儿童虐待狂，对此你有什么高见？’就这样有选择地打上几个电话，甚至这消息都用不着发表。编辑会删掉这条新闻，然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肯对我说的都是真话。这种事我见得不少。

    我问道：“我能怎么办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蛮行动，那是洛杉矶警察的拿手好戏。”

    “那哪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张报纸上没人会报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录下像来，嘿，大伙儿都会花钱看这个录像的。”

    “肯。”

    肯叹了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么干。好吧，还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纪事》的人事变动之后，我收到一个匿名邮包。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收到同样的邮包。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兴趣吗？”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从他的运动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马尼拉纸做的信封。信封上带有细绳，可以把信封口缠住。信封里装着一长条没有裁开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发男子亲热。他的头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间。

    “他的脸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看得很清楚，”肯说道“然而，这肯定是他，错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时被拍了照。这么说吧，他们当时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谁？”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尔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凯泽电子公司在此地的销售经理。”

    “这玩意儿对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给我，”肯说道“我把它夹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韦塞尔那儿。”

    我摇摇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说道“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耸耸肩。“是啊，这样做也许不顶用。即使我们堵住了韦塞尔的臭嘴，日本人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我还是没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仅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义，什么含义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新闻自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嘿，”肯说道“现在不是毛头小伙子说大话的时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新闻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见是掌权者的意见。眼下日本人大权在握，报纸也像往常一样传播这些流行的见解。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谨慎才好。”

    “我会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这些照片，就给我打电话。千万别犹豫。”

    我想和康纳聊聊。现在我开始明白，康纳为什么感到担心，为什么想尽快结束调查，因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旁敲侧击的进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韦塞尔确实精于此道——会想方设法，日复一日，编出新的故事来，虽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你会看到一条标题“大陪审团对警方的罪行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大陪审团都还没有聚会呢。可人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这条标题，就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有办法编造这样的故事。到这场旁敲侧击的战斗结束时，要是你的攻击对象被认为是无辜的，你还是可以编出一条标题来：“大陪审团未能给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检查官不愿起诉受指控的警察”这种标题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没有两样。

    你无法对一连几个星期充满敌意的宣传进行反击。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指控，却无人理会指控已撤销，这就是人们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诉，你就很难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况愈来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把车驶入南加州大学物理系旁边的停车场时，我感到自己变得心事重重。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是局长助理奥尔森来的电话。

    “彼得。”

    “是我，长官。”

    “快10点钟啦。我想，你该来我这儿交出录像带了。你答应过我的。”

    “我遇到了麻烦，还没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这件事吗？”

    “当然喽。你问这干吗？”

    “因为从我接到的电话来看，你似乎一直没有中止调查工作，”吉姆·奥尔森说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问这问那，然后你又询问了一名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员。你还闯进一个日本人举办的研讨会。对我说实话吧，彼得。你这调查到底有没有结束？”

    “结束了，”我回答说“我只是在设法复制录像带。”

    “别再节外生枝了。”他说道。

    “是的，吉姆。”

    “为了整个警察局的利益——也为了局里每个人的利益——我希望这件事已经与我们无关。”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说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来这儿。”他挂上了电话。

    我把车停好，便走进了物理系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