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3 (第3/8页)

一下，半小时之内，就把车子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可懂得开车子。结果他就叫我担任司机；当然工作是单调的，但是轻松，而且由于引擎没有再出什么毛病，他们对我都很喜欢。

    “考斯第对我离开他恨得要死。他和我很配合，而且跟我搞习惯了。我同他成天一起工作，吃完晚饭一起上小酒店，睡一个房间，当然和他熟悉。他是个怪家伙。

    这种人你一定会喜欢。他不跟波兰人来往，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也不去。他总忘记不了自己是贵族，而且当过骑兵军官，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都看成狗屎。波兰人当然恨他，但是，一点没有办法；他壮得就象条公牛，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没有刀子，五六个人一齐上也胜不了他。可是，我照样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他在一个漂亮的骑兵分队里当过军官是真的，但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波兰，则是说谎。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捉住，从华沙军官俱乐部里被赶出来，并且解职的。他们叮咛我不要跟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怯，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子。谁都不肯跟他打牌。

    “我打牌一直输给他，你知道，不过输得不多，只有几个法郎，而且他赢了以后，总要争着会酒账，所以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或者牌打得没有他好的缘故。可是，在那些人告诉我之后，我的眼睛就留神起来，而且百分之百肯定他在作弊，可是，你知道，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怎样作弊的。哎，他真是聪明。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永远拿到好牌。我就象个山猫盯着他看。他就象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想，他已经看出我对他提防起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牌之后，他带着相当残酷而讽刺的微笑——这是他懂得的唯一笑法——望着我说：“‘要不要我变两个戏法给你看？’“他把纸牌拿过去，叫我说一张牌，然后洗了牌，叫我随便取一张；我取了一张看时，就是我说的那一张。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打不打扑克。我说会打，他就发给我几张牌。我一看，手里的牌是四个A一个K。

    “‘你拿到这副牌总会押上很多的钱吧，是不是？’他问我。

    “‘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我答。

    “‘傻瓜。’他把自己手里的牌摊给我看，是同花顺子。他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他看到我大为惊讶，哈哈大笑。‘我假如不是个规矩人，我就会使你到现在连老婆都输掉。’“‘现在你也没有吃亏，’我笑着说。

    “‘小意思。连在拉吕吃顿晚饭都不够。’“我们每晚仍继续打牌，而且打得很高兴。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寻乐于。他对自己能够愚弄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而且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看不出他是怎样作的，感到好笑之至。”可是，这只是他的一方面，而使我感觉兴趣的却是他的另一方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方面调和起来。虽则他自夸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他实在是个有文化的人。人很健谈，谈起话来刻薄、严峻、讥诮，但是，听他谈话，常使人笑不可抑。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一个十字架，星期天经常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总要喝醉酒。我们去的那家小酒店，星期六总是挨挨挤挤的人，室内烟雾弥漫。有的是带了家人来的沉静的中年矿工，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有的汗污满面围着桌子一面打比陆，一面大声叫唤，他们的老婆则坐得稍后一点看着。这些人和这些声音对考斯第产生一种古怪的影响；他会变得严肃并且谈起神秘主义来——在许多你想象不到的问题中间，偏偏会谈这个。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毫无所知，只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论鲁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考斯第却谈到柏鲁丁诺[注]、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德尼[注]、鞋匠约考白？波伊姆[注]和梅斯特？艾克哈特[注]。听这样一个被自己的世界开除出来的大块头和游民，带着讽刺、怨恨和绝望的口气谈万物的本性，谈与上帝结合后的极乐境界，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弄得我又莫名其妙，又兴奋。我就象一个躺在黑房间里但是醒在床上的人，忽然看见窗帘上透进一道光线，心里知道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会展开一片晨光朗照的原野似的。可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想要逗他谈谈这个问题，他就会对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望着我。

    “‘我连自己讲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打断我。

    “可是，我知道他在扯谎。他完全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懂得很多。当然他当时是吃醉了，可是，他眼睛的神情，他那张丑陋脸上心旷神怡的表情，并不仅仅是吃了酒的缘故。这里面很有道理。他第一次这样跟我谈时，有些话我始终不能忘记，因为我听了觉得骇然。他说，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无不能变为有；世界是永恒的一种表现；这还罢了，可是，他接着又说，恶和善一样，都是神性的直接表现。坐在那个肮脏吵闹的咖啡馆里，加上自动钢琴伴奏着舞曲，听着他讲这些话，真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

    二

    为了使读者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另起一节，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拉里的谈话并没有中断过。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拉里谈得很从容，时常小心选择他的字眼。虽则我并不自命把这些谈话记录得完全无误，可是，我不但竭力重述了他的谈话内容，而且也复制了他的谈话风度。他的声音清脆，具有一种音乐美，听上去很受用；他谈话时，不作任何手势，只抽着烟斗，有时停下来把烟斗重新点一下，盯着你望，深色的眼睛里带有一种讨喜的，往往是古怪的表情。

    “后来春天来了。在那片平坦而荒凉的乡间，春天来得很晚，仍旧是阴雨和寒冷；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天晴暖，使人不想离开地面，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钻到一百英尺下面的地球肚里去，里面挤满了穿着煤污工人裤的矿工。春天固然是春天，但是，在那片污浊的原野上，春天来得很羞涩，就象拿不准会不会受到人们欢迎似的。它象朵黄水仙，或者百合花，开在贫民区住房窗沿上的一只盆子里，使你弄不懂它在那儿做什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