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_第三节蒋美关系之奇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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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蒋美关系之奇 (第4/4页)

是不恰当的”蒋介石表面上“原则赞成”私下十分“苦闷”认为是“最难堪最难处之问题”也。(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四七)

    六月底,罗斯福曾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Wallace)至渝,蒋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断。华莱士随即向罗斯福报告。然而到九月六日,罗斯福派赫尔利(PatrickHurley)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欧洲”蒋初不同意“但终非同意不可”(参阅Lohbeck,PatrickJ.Hurley,P.269—286)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七月八至九日认为“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这已成为无可避免之事实”他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可能因此更壮大了中共的力量。唐纵还透露,蒋对美国人的压迫“极为焦急”向陈布雷说:“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愤然说:“我何爱乎四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八、四五九)气得连“四强”的头衔都不在乎了。

    蒋介石虽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讨价还价,诸如限制共军、掌握租借物资,以及以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等等,均未得逞,难怪他懊丧之极。而九月间日军一号作战已进入第二阶段,以夺取美国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为目标,同时向怒江方面增强压力。在此紧急情况下,蒋仍不肯调动围堵共区的胡宗南精锐之师南下赴援,反欲将云南远征军自缅调滇。罗斯福得报后,发了一封极为侮慢的电报给蒋,形同最后通牒: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下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阁下统率之远征军勇越怒江,对于缅北战事裨益甚大,但予相信该军队如不得补充与援助,直接协助滇缅公路之开放,则其以绝大牺牲而换得之胜利,将必归于乌有。

    更有进者,如该处部队于渡过怒江后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回,则将适中日军以诡计,日军佯在中国东部加紧攻势,诱取阁下发生迟疑。日军又深知,如果阁下继续进攻,并与蒙巴顿将军最近即将发动之攻势互相呼应,则接济中国之陆上路线,可望于一九四五年初开放。中国抗战之继续,与阁下之控制权,均可更得确定;反之,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对于阁下个人与对于中国渐渐发展之危局。兹因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日军陷桂后,吾人之昆明空军站,将受直接威胁,而中印之空运吨数,亦将不免因而锐减。

    在世界各前线之盟军,虽已每战必克,但对中国之直接影响,尚需时日始能实现。盟军在太平洋上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采积极行动,则太平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亦将不生影响。阁下必须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与吾人援助中国之效果,否则政治上军事上种种策划,皆将因军事之崩溃完全消失。

    予与丘吉尔首相在魁北克会议中,因深信阁下必能在怒江方面推进,故决定加紧作战,以开放对华接济之路线,予深信惟一破坏日军对华计划之方法,即系阁下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目前吾人虽在欧洲及太平洋两面同时作战,然对援助中国,犹当刻进行。余深信阁下之卓见,亦必认予所请求之行动,乃立应采取之步骤。予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闻,诸希亮。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罗斯福

    (引自梁敬钅享《史迪威事件》,页三二四至三二六)

    语气之侮慢,词露意显。而罗斯福之电文经史迪威转手,恰给史以公报私怨的机会,无异侮上加辱。塔奇曼女士也认为此电不能掩藏白人的优越感,她怀疑罗斯福会以这种语气对待欧洲国家元首。(见Tuchman,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P.629)史迪威十九日前往蒋氏黄山寓所,赫尔利亦在,劝史仅述大意即可,但史正欲出气,哪肯罢休。蒋介石受辱后一声不响,只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此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四四一)史迪威对蒋之无声反应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不过仍感兴奋“过江时,喜见重庆灯火辉煌”(Tuchman,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P.631)

    不过,此一“侮慢事件”给蒋以借口来反悔授史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统帅之任,坚决要罗斯福另派高明,请赫尔利转达。然而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五日要求撤换史迪威后,一直没有消息,使“委座为史迪威事大伤脑筋”蒋又在中常会上表示:“如罗斯福不赞成,即决裂亦所不惜。”但无回音,仍使“委座近来甚为苦闷”终于在十月十九日得到罗斯福的复电,同意调回史迪威“中美严重之局面算已解除”(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六二、四六四、四六五、四六六)

    在渝都与华府之间紧张的二十几天里,双方管道还是畅通的。罗斯福初不愿再派别人,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搞不好,别人也不可能搞好。然经蒋一再恳请,最后派来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但不再认领统率中国军队的责任。中国战场的情况继续恶化,罗斯福由轻视更转为鄙视。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里,罗丘二人在雅尔塔秘密允诺斯大林旅大权益,恢复俄国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南萨卡琳与库页岛归还给俄国等等。为什么?为了请求斯大林于德国战败后二至三个月内,出兵远东。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战力的失望与鄙视。如果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再能像八一三、台儿庄那样打几仗,国共若能真正合作,扩大像平型关那样的战果,则中国战后地位必将大大地不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们常说《雅尔塔密约》出卖了我们,但我们已先出卖了自己。孰令致之?孰令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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