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第3/7页)

此时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毛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八七）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jianian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三一》），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页二三Ｏ至二三二），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毛泽东洞悉此情，早于八月十三日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日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毛即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jianian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页一Ｏ四七）毛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日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日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销，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的日记中感叹道：

    呜呼？选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七一）

    他若能为所欲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荡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ＣｈｉｎａＨ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３９），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毛。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逼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毛泽东前来请和（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４0４），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毛复电称俟蒋对此事表示意见后，再考虑会见。于是蒋于二十日再度电毛，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后再亟力促驾，说是“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言下之意，若不来，岂不是不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疾苦矣。这是何等压力？选毛遂于二十二日复电，谓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蒋怕毛推托，于接此电报后翌日，三度电毛，谓周氏来渝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做进一步之敦请，而电文均公诸报端，众目睽睽，促驾来势之汹，犹如钱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难以抵御。毛只能于二十四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来往电文见《重庆谈判资料》，页四至八）

    蒋之紧迫邀请，乃是运用匠心的一种招数，显欲将毛一军，而且无论来否，自以为均cao左券。若不来，蒋可说毛无和平建国诚意，不仅可卸内战之责，且可将此责加诸对方。若来，蒋可以主人的优势、有利的情势，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条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谓先礼后兵矣，剿抚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压力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蒋氏囚禁政敌的前科累累，诸如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务暗杀，亦屡见不鲜。虽说美使赫尔利愿做安全保证，但夜长梦多，防不胜防，万一事发，推说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无论风险多高，毛势在必行，否则未决雌雄，已输了一招，绝非毛泽东所肯为，所以毛应蒋之请，并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迈派美机接送，赫尔利陪同，以防意外，并决定毛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大计，都是以防万一，设想周到的举措。

    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陪伴下，自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当晚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尔后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