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老本愈打愈小 (第6/6页)

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选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选一九六四年七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

    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后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一九六三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选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绩，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荒唐之错啊？选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时二十七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先机，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十一月三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当十二月十四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