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第3/5页)

》(National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一九三八年淹死的中国百姓有一百万，日军只有几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一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这一次就是一百颗原子弹！

    据孟绝子《国民党放水成性》(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万岁评论丛书》第九期)的综合论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刊出后，国民党不但不赶快设法救灾，反而恼羞成怒，悍然下令罚《大公报》停刊三天。然而国民党办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所写在内部传阅的密件里却说“河南的情况甚至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大公报》被处罚停刊三天之后，隔了将近两个月，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饥荒的新闻和评论，描述河南的灾情，评论国民党是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的报道和论述不是取材于《大公报》的新闻和社论，而是该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宋美龄女士看了竟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白修德开除掉。亨利鲁斯断然拒绝。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美国名记者兼名政论家白修德的新著InSearchofHistory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在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七月三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有两张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一张相片中是一个愁眉苦脸悲伤欲绝的饥饿妇女坐在地上看着身前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儿子。另一张相片上是蒋介石身穿军装坐在办公室里，专心看着双手拿着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署名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两张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字，意思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已有五百万人死去…”那一期《时代周刊》中这篇摘要介绍一共有十几页。这本周刊进入台湾后，这十几页全被国民党动手脚弄掉了。

    盂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水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交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党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党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内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了。结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偏偏全做了。一九四二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强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之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饱、八成饱、七成饱。拖到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生日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农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赋。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把一九四二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还在抢着吃草根、啃树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熟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个晴天霹雳。令白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如怨如恨如诉的低泣！

    《蒋总统传》说炸堤的效果延缓了汉口被占领的时间“三个月以上”；《蒋总统秘录》又说延缓的时间是“半年”可见各说各话，真相堪疑。石觉在《石觉先生访问纪录》中论“黄河决堤”说：

    徐州会战后，敌寇囊括津浦全线，并侵入豫东，趁我徐州突围后措手不及，企图沿陇海路西犯，占据平汉路中段。而当时抗战心脏之武汉，情势岌岌可危，军事当局为破坏敌寇计划，迟滞敌军行动，争取所需之准备时间，乃于中牟县之花园口附近决黄河堤，使河水泛滥豫东，阻止敌寇之进迫，虽付出重大代价，然安定华中要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亦属值得。(页一一九至一二○)

    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在开战之前那么多年干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要紧迫到这种程度——到连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为什么这三个月要自己人民付这么惨痛的代价？这叫“亦属值得”吗？何况，这么惨痛的代价，对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缓，究有多少，亦颇可疑。在攻势上，日军很快地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抽调而来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不久就拿下武汉，可见这种战略，划得来划不来，固大有可议也！

    在当时作战的敌方阵营里，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陆军通译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乡河村部队司令部，给司令官河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