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被张学良蒋介石评传上梁山 (第7/9页)

城部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监视，形影不离，以察言观行。《西安半月记》记蒋、张于事变后首次见面：“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宋文梅则记张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到达“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在座椅上，继续出声长吁。”所谓“不为礼”者，乃张二次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作答。至于“执礼甚恭”、“垂手旁立”显然是文人踵华之词。最后蒋还是说了话，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至此蒋已知东北军发动兵谏，而《西安半月记》竟谓：“余(蒋)问：今日之事，尔(张)事前知之乎？(张)答：不知！”蒋之问，已属多此一问，而张居然说“不知”更不可能。细阅当时在场的宋文梅之追忆，始知当日中午蒋要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见面，蒋与邵谈话时要宋离开，宋不肯，乃听到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五一至二五四)显然，陈布雷在写文章时“邵”冠“张”戴了。益见若果系蒋氏当日日记，绝不可能有此误记，转手陈布雷又不及细察，因而有此不自觉之误。

    蒋住新城大楼后，张要蒋移居自宅巷内的较舒适新宅，以便于随时见蒋，但蒋坚持不肯，邵力子去说，也不肯，最后澳洲人端纳来见后，才同意移居与端纳同住。邵力子对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没有答案。《西安半月记》说：“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接着发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议论，诸如：“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以及“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做最后之牺牲”(页十一)仅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严重？蒋对孙铭九持枪来请，更谓“余(蒋)大怒”！其实孙怕蒋恐惧，特意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但蒋仍感惊慌，坚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孙看在眼里，认为“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二四)监视蒋的宋文梅亦说：“孙(铭九)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书，页二五五)孙、宋二人的观察，颇有助于理解何以蒋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纳一来，疑惧顿消，就肯移居了呢？这与端纳是外国人大有关系。蒋氏不是挟外自重，而是挟外自安，在蒋氏心理上，有外国人在旁，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端纳与蒋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记》一壁大力为蒋撑门面，以维护委员长的尊严，另一壁则尽量抹黑张学良。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因张脸愈黑，则显得蒋脸愈白。最关紧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杀张、杨兵谏的原始动机，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导向是，张、杨受人(影射共产党)迷惑，犯上作乱，然经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则“西安事变”之结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动摇而改变初衷，并非蒋氏答应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释放，如谓：“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页二十三)此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张、杨兵谏的动机原甚单纯，就是要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简单地说，即出于爱国心。这种动机单纯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为真，即贤者如胡适与傅斯年亦断然不信，认定张学良别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来，史料大出，显示动机就是如此单纯。按诸张学良事变前后的言论，也相当一致。杨天石已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连载于北京出版的《团结报》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其中颇多孔、张间电报，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褐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二十六至五十一)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