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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喊着革命反革命 (第3/3页)
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屠杀市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页五二一至五二二)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党”只有心里窃笑而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三月三日在沪举行“清党”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页三十七至三十八),直至四月十五日,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yin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中央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两个月内,声言对共产党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上海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屠杀又从上海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党部继续“(一)厉行清党(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页六)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中国周报》(ChinaWeeklyReview)记者斯诺(Edgar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Powell,MyTtyfiveYearsinChinap。157)后来中共说,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八十一)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四月十三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十五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二十一日汪精卫、谭延、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海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党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稀奇了。(参阅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页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上海流氓,由于国民党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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