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蒋汪双簧之谜 (第5/7页)

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选（页八九八）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故发表艳电之后，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jianian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一九四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一四三）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八至九）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萱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八）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重尊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七月十六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三五Ｏ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