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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法国执政府签订的政教协议。

    ①这些都是十字军将领获得的封号。此处意为那些保守派得到好处之后，就不战斗了。

    我在《保守者》上开始笔战，一八一八年一直打到一八二○年，也就是说打到政府借口德？贝里公爵遇刺身亡，恢复新闻检查为止。这是我论战的初期。在这期间我推翻了旧内阁，把德？维莱尔先生推上了权力中枢。

    一八二四年以后，当我重握羽笔，写作小册子，并给《辩论报》写文章时，处境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对我这个从不相信所处的时代，只属于过去，不信任君王，不信任民众，除了梦，从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即便是梦，也只放一夜)的人，这种微不足道的贫困生活又算什么？！

    《保守者》上的第一篇文章描绘了我加入争论时的形势。在这份报纸存在的两年期间，我相继写了一些论述时事，思考一些重要问题的文章。我有机会揭露巴黎警察当局在伦敦发表《私人通信集》的卑鄙行径。这类《私人通信集》可以造谣诽谤，却无法败坏人家的名声：卑劣者没有能力使别人卑劣；惟有荣誉可以惩罚毁人荣誉的人。我说：“隐姓埋名的诽谤者，拿点勇气出来，报出你的尊姓大名；这样做是有些羞耻，但很快就会过去；在您的文章上署上大名，无非是增添几个可耻的字母而已。”

    我有时也把那些部长抓来嘲弄一番。我总是在自己身上发现嘲讽的习性，也就网开一面，任其发挥。

    最后，在一八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保守者》刊登一篇严肃的文章，论述利益道德和义务道德。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励向。“道德利益”与“物质利益”两个用语就是出自这篇文章。这两个用语由我首先提出，跟着就被大家接受了。以上十分简略地叙述了报纸的情况，它已经超出了一份报纸的意义，算得上我的一部作品。我的理性赋予它一定的价值。它并没有衰老过时，因为它包容的思想是适合一切时代的。

    论物质利益道德和义务道德

    “内阁发明了一种新道德，利益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则扔给了傻瓜。有人想把这种道德作为我们政府的基础。然而，这种道德在三年里对人民的腐蚀，甚于革命在二十五年中对人民的危害。

    “促使各民族的道德连同这些民族一同灭亡的，不是暴力，而是诱惑；我所说的诱惑就是，一切虚伪的主义学说都有讨人喜欢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人类常常把谬误当作真理，因为心力或者智力都有其虚伪的图像：冷漠与贞洁相似，推理与理性相似、空虚与深邃相似，余者类推。

    “十八世纪是一个毁灭性的世纪；我们都受到诱惑。我们歪曲了政治的性质，为了在我们风习的堕落中寻找社会的存在而迷失在犯罪的革新之中。革命把我们唤醒：它本是要把法国人推下床，却想不到把他扔进了坟墓。然而，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恐怖统治也许是对道德最无危险的时期，因为任何人的道德心都没有受到强制：罪恶都是在真诚之中犯下的。血腥之中举行狂欢活动，一幕幕丑剧由于太骇人听闻，也就不再发生；可说的也就是这些，民间妇女来到杀人机器旁边，就像来到自家炉灶边干活：斩刑成了社会习尚，死亡成了政府基础。再也没有比各人的处境更明白的东西：人们不谈“专长”不谈“实利”更不谈“利益体制”那些卑琐小人心术不正的人的胡言乱语，那时根本没听过。人家对一个人说：“你是保王派，贵族，富人：去死吧。”于是他就死了。革命法庭陪审团负责人昂托纳尔写道：“对那些囚徒，我们想不出任何罪名，可还是把他们作为贵族判了刑。真是残酷的坦率，但是并不妨碍道德范畴继续存在；因为这并不是把无辜者作为失去社会的无辜者，而是把他作为罪犯处死。

    “因此，这些可怕的时期又是十分尽心效力的时期。那时女人们英勇地走去受刑，父亲为了儿子，挺身而出，儿子为救父亲，慨然自首，就是在牢狱里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前来援救。被追缉的教士就在刽子手旁边安慰受难者，刽子手只装作不认识他。

    “督政府时期的道德应该反对的不仅是学说主义的堕落，更是风习的堕落；世风日下。人们被抛进销魂园里寻欢作乐，一如从前被扔进监狱。人们惟恐过去的惨事卷土重来，都迫不及待地行乐，甚至预支未来的快乐。大家都来不及给自己建立家室，就在街上，在公园，在公共场所生活。大家跟断头台很亲近，再说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人世，也就觉得不必回家了。只要有艺术、舞会和时髦东西就行了。送命就和人们更换首饰服装一样随便。

    “在波拿巴统治时期诱惑又开始了，不过这种诱惑随身带来了解药：波拿巴用光荣的魔力来迷惑人。再说大凡伟大之物自身必定带有法律原则。因此波拿巴认为让人教授各个民族的主义学说，各个时期的道德以及永恒的宗教是有益的。

    “若是有人这样回答：‘把’“义务”作为社会基础，就是把社会建立在空想之上；而把“利益”作为社会基础，则是把社会建立在现实之上。’我是不会惊讶的。其实事情恰好相反，‘义务’是现实，而‘利益’是空想。‘义务’源白天主，深入到家庭，在父子间建立了实实在在的联系；然后由家庭进入社会，分成两支，一支在政治领域，规定了君臣关系，一支在道德范畴，建立了效力与保护，行善与感激的链条。

    “因此义务是一个十分确定的实在，因为它赋予人类社会惟一可以延续的生存方式。

    “相反，从严格的物质的意义上说，当利益照今日的方式被人们获取时，它就只是一种行为，因为它早上是一个样，晚上又是一个样，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性质，因为它是以运气为基础因而具有运气的流动性。

    “出于利益道德，每个公民都能够与法律和政府为敌，因为在社会中总是大多数人受苦。人们不会为秩序、和平、祖国这些抽象概念而战斗；即使为它们战斗，也是因为人们给这些概念附加上‘牺牲’的概念，这样，人们就走出了利益道德，回到了义务道德：因为在义务道德之外，确实找不到社会的存在方式！

    “谁尽了义务谁就赢得尊重，谁屈服于利益谁就不大受尊重。从鄙视的源泉汲取一条政府的原则，这是世纪办的好事。如果培养政治家们只去考虑与他们相关的事，你们将看到他们会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你们看到的将只是一些贪官污吏，腐败臣僚，与管理后期罗马帝国的那些残疾奴隶相似。那些人想起自己曾被人家卖过便把帝国的一切都拿来出卖。

    “请注意这点：利益只是在昌盛之时才有力量；碰上艰难时世，利益就衰弱了。而义务则相反，只是在尽它要付出代价时才那样富有活力。到了丰年顺年，它反倒松缓下来。我喜欢一条原理：政府是在灾难中强大起来的。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