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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同时又鄙视他们；另一方面，虽然他是他的等级的叛逆，但由于等级的亲缘关系和共同利害，他对他的等级保持同情。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平民身上；由于贵族的薄情和不可改变的本性，如果此人不出身于他们的行列，他就会被他的派别抛弃，而不能拉拢贵族。而且贵族阶级不能临时造就一个贵族，因为贵族是时间的女儿。

    米拉波提供一个范例。人们幻想通过摆脱道德的束缚变成政治家。这种模仿结果只制造一些小坏蛋；某人以堕落和偷盗自诩，事实上他只是放荡和无赖；某人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但他只是卑鄙；某人吹嘘自己是一个罪犯，但他只是一个下流坯。

    米拉波将自己出卖给宫廷，而宫廷收买了他。但对于他本人，事情来得太快；对于宫廷，事情来得太迟。在一份年金和一个大使职位面前，他用他的声誉冒险。克伦威尔准备用他的前途去交换一个头衔和嘉德勋章。米拉波虽然骄傲，但并不自视太高。现在，现钞和职位的丰盈提高了良心的价格，没有几十万法郎和高官厚禄休想办成一件事。坟墓将米拉波从他的许诺中解放出来，使他免受他看来无法克服的灭顶之灾：他活着，会在善良中显露他的软弱；他的死，使他在恶行中保持了他的力量。

    我们吃完晚饭之后，议论米拉波的敌人。我坐在米拉波旁边，一言不发。他用他高傲、罪恶和天才的目光注视我这个沉默的年轻人，然后，他将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优越！”我今天还感觉这只手的分量，仿佛撒旦火热的爪子碰过我。

    当米拉波将他的目光盯着一个沉默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对我未来的命运是否有预感？他想过他有一天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吗？我注定要成为达官贵人的历史学家：他们曾经在我面前列队走过，而我没有将自己挂在他们的外套上，让自己随着他们去见后代。

    米拉波承受了那些声名应该长存的人物身上发生的变化；他从先贤祠迁出，搬到阴沟，又从阴沟迁回先贤祠；时间是他的踏脚板，使他上升到时光赋予他的全部高度。今天，我们再看不见真实的米拉波，而是理想化的米拉波，画家为了使他成为他所代表的时代的象征或神话而绘制的米拉波。这样一来，他变得更加虚假和更加真实了。在这么多名人、这么多演员、这么多事件、这么多废墟当中，将只有三个人留存，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从属于三个伟大革命时代中的一个：米拉波代表贵族，罗伯斯庇尔代表民主，波拿巴代表专制；君主制什么也没有。为了这三个人的名声德行不能承认，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国民议会开会的情景——罗伯斯庇尔

    国民议会开会的趣味是我们的议会所不能比拟的。人们很早起床，以便在挤得满满的听众席上占一个位置。议员到达的时候，嘴里还吃着东西，谈着话，用手比划着。议员们按照观点，分别集中在会场的不同位置。宣读会议记录；然后讨论商定的题目，或者特别的动议。讨论的对象不是某个乏味的法律条款；议程中极少与破坏无关的内容。人们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大家都是即兴发言，或好或坏。争论非常激烈；听众也加入讨论，对演说人鼓掌，叫好，吹口哨，喝倒彩。主席摇着铃铛；议员们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互相指责。小米拉波揪住对手的衣领；大米拉波叫道：“不要谈论三十票！”一天，我坐在反对党保皇派后面；我面前是一位多菲内省的贵族，黑脸孔，小个子，他在他的座位上暴跳如雷，对他的朋友说：“我们冲上去吧，拿着剑，去治治那些无赖！”他指着多数派那边。中央市场的卖菜大嫂在听众席上织毛线，听见这句话，站起来；她们手里举着毛裤①，嘴上翻着泡沫，齐声大叫：“把他吊在路灯杆上！”米拉波子爵、洛特雷克和几个青年贵族想冲上主席台。

    ①指她们手中正在编制的毛裤。

    很快，这一片嘈杂声被另一片喧哗掩盖了：拿着长矛的请愿者出现在栅栏边上：“人民快饿死了；”他们说“现在应该采取措施，惩罚贵族，应付局势。”主席向这些公民表示敬意，回答说：“我们眼睛盯着叛徒，议会将惩罚他们。”这时，爆发了新的喧哗。右派议员说，我们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左派议员反驳说，人民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愿望，他们有权利对那些坐在国民议会内的专制制度的维护者表示不满。他们向至高无上的人民指着他们的同事，而人民在路灯旁边等候他们。

    晚上的会议比上午的会议更加吵吵嚷嚷：在分枝吊灯之下，人们讲话更加流利，更加大胆。当时，马场会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剧场，上演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头一批人物属于旧制度；他们的可怕的取代者躲在他们身后，很少讲话，或者完全沉默不语。在一场激烈的辩论结束时，我看见一个人走上讲坛。他相貌平常，表情阴郁而呆板，头发整齐，衣着清洁，好像一个大家族的管理员，或一位注重仪表的乡村公证人。他作一个既冗长又枯燥的报告，没有人听他讲话。我问此人姓什么：罗伯斯庇尔。挥舞鞋子叫喊的女人准备离去，而且木鞋已经将大门碰得嘭嘭作响。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

    于巴黎

    社会——巴黎剪影

    革命前，当我阅读各国民众sao乱的历史的时候，我无法想象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生活。蒙田在一个他每转一圈都可能被神圣联盟成员或新教徒绑架的庄园里，居然能够那么愉快地写作，对此我是十分惊讶的。

    革命让我懂得这种生活是可能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双重化。在一个正在解体和重新组建的社会里，两种精神的斗争、过去和未来的碰撞、旧风俗和新风尚的？昆合形成一种不容人有片刻厌烦的过渡性组合。感情和性格以它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中不可能具有的力量表现自己。违反法律，放弃义务、习惯和礼仪，甚至危险，增加了这种？昆乱的趣味。度假的人群在大街上散步，他们摆脱他们的教育家，暂时回到自然状态，只是在他们被套上放纵所孕育的新暴君的枷锁时，他们才会重新感到社会约束的必要。

    当希腊的柱型同哥特风格混杂，或者毋宁说将哥特风格等同于恐怖时期之后杂乱堆放在小奥古斯蒂娜修院的各个世纪的废墟和坟墓时①，我只能通过将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的社会同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第一时期的结构相比，才能更好描绘这个社会。只是我谈到的废墟是有生命的，而且在不断变化。在巴黎的各个角落，都有文学集会、政治社团和文艺演出；未来的名人在人群中游荡而不为人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