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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者，这么远跑来当然不是为了挣这半趟路费。我很重视，事先从电话里旁敲侧击了解到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他们老板叫杨东升，吉林长春人；公司总裁是四川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副总裁是重庆重型机械厂厂长，祖籍安徽等等。我决定打安徽牌，因为我是安徽人，而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安徽，这样，与公司总裁和副总裁都能产生联系。

    顺达公司总部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六楼。当时滨海大道上好像只有这一个三十多层的高楼，很好找。南洋大厦俯面为正方形，外表是玻璃幕墙，四周配上挺拔的椰子树，气派非凡。我心里想，只要能进入这间大厦，工资肯定少不了，少了也落个心情好。

    面试在下午两点钟进行，我排在中间，不前不后。看着以前只有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才见过的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楼，望着前前后后一个个比我更加自负的博士硕士，想着13个人当中最后只能录用8个，我不敢肯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想起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的一句台词："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不敢掉以轻心。

    好不容易轮到我，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那阵势吓得心跳。不大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会议桌的里面坐了满满一排人，大约有十二三个，事实上，里面的一排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考官们已经坐到了两边，他们几乎围成一个大半圆弧，而我正好就在他们围成的抛物线的焦点上。

    为了掩饰紧张，我准备变被动为主动，先发制人。

    我朝这一圈人点头坐下后，主持人要我将自己的情况先作一个简单介绍，我立即滔滔不绝。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安徽人，"我说，"如果有，那应该认识我或至少听说过我。1988年，安徽省为表彰本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特别颁发了三枚奖章，其中金质奖章授予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银质奖章授予了温元凯，铜质奖章就授予了我。"

    说着，我郑重递上了当年颁发给我的那枚铜质奖章。铜质奖章是真的，方励之获金奖温元凯获银奖也是真的，但当时获得这些奖章的不只是我们三个人，而是三百多人，我将那三百多人全部省略了，只剩下两个叫得天响的大名人和我自己，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其实并没有撒谎，只是运用了说话技巧，这些技巧是事先演练好的。

    "其实，"我接着说，"这个奖项并不是针对获奖者的某一项具体的科学贡献，而是对他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一贯成就的综合肯定。事实上，在获得此项奖励之前，我已经获得过国家、省、部、委、市和院内的多次奖项。"

    我又递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获奖证书。这一次我不是递给主持人，而是东给一个西给一个，一下子就造成了全体考官都在看我的证书的壮观场景。

    接着，我又如同变戏法般从挎包里取出书、论文等等，摊了一桌子，任他们翻阅。本来每个面试者只有二十分钟时间，轮到我的时候他们竟然忘了这个规定，大家都好像在看稀奇长见识。

    录取是必然的。总裁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既然我与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齐名，他如果不录用我就有嫉能妒贤之嫌；副总裁暗暗得意，心里想，看，我们安徽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遗憾的是，老板杨东升本人不在，总裁只给我安排了个中层位置，使我怀疑他确实有点嫉能妒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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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升是长春人，老三届知青，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官，但作为下乡知青能在生产队当上队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得身体好，干活舍得出力气，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办事比较公道，服众才行。

    杨东升后来什么时候回城以及回城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严格地说，顺达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公司员工如果知道我就会知道。但他是怎样起家的我们都知道，而且一直为公司员工所称道。事实上，当我了解这些情况时，我就萌发了要把这一切写出来的强烈愿望，只是当时有别的事情要做，当时我还不具备埋头写作的心理条件，所以才未能如愿。

    改革开放初期，杨东升的母亲蓝老太太就在长春一个叫二道河子的地方开起了裁缝店。蓝老太太与一般人做法不一样，她一下子招了很多徒弟，徒弟不拿工资，管吃管住，包教包会。蓝老太太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徒弟，二是接活，几年下来，不声不响地赚了钱，到1988年杨东升闯海南时，有人说他带了13万，也有人说他带了8万，不管多少，据说这些钱大部分都是蓝老太太开裁缝店赚来的。

    杨东升好像没有打工的经历，到了海南后就抱定自己要做生意。第一单赚钱的生意是与农民合作建房。大约是他独到的眼光，或者得益于他当过生产队长从而对中国农民骨子里的深刻了解，使他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大钱。他看准的地方叫盐坝村，也就是现在的滨海新村。与农民谈妥的条件是：杨东升掏钱帮农民建楼，换取楼房的六年使用权。盐坝村顾名思义，就是过去晒盐的地方，到了1988年，盐肯定是晒不成了，而且晒过盐的地方也没法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