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说出他的一切 (第2/3页)

搞鬼嘛，放屁嘛！我今天晚上就当面问市长，是不是全国的企业都只有一张财务报表，或者把全国的亏损企业都合并到盈利企业里，就可以叫全国无亏损？他没话说，我是分管工业和安全的市长，到时候神话破产了，屎盆子不是又要扣到我的头上？我让李寂消消气，跟领导再沟通沟通，他说，没办法了，就这样了，架吵了，脸也撕破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说，可是，你总不能这样撂挑子啊，你不是要掌握实权，造福人民，当个政治家吗？李寂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冷薇，我有些累了。

    “樟坂经验”事件是一个导火索，预示着他不妙的未来。李寂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幼稚的阶段，他早就不再以一个书生的方式介入政治，这是林恩超教他的，要以别人习惯的能接受的方式达到高尚的目的，所以李寂虽然厌恶官场客套，但还是忍耐着，以保持和这个结构的一致性。他能忍受当秘书长时的迎来送往，但终于无法忍受所谓的“樟坂经验”因为这正是他要着力实现自己目标的地方，他大力推进企业改制到了节骨眼上时，市长却抛出了“樟坂经验”要他兜着，这大大打击了他的自信，从这个事件之后，李寂好像信心被打掉一大半，成天黑着脸，对我抱怨不已，一回到家就抱怨，我都听烦了，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辞职得了。他低着头说，我打了电话给林恩超，他让我克制，配合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站出来，用事实说话，让他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有利益在里面，有机会我要揪出几个贪官来。我对他说，你算了吧，这么难搞，真的不如回去当教师。他说，不，我不但不回去当老师，我还要做到市长，我说话无力就是因为权力受限，老林说得对，实权很重要，看谁掌握，看怎么用。我可以憋屈自己，我在选举中分数一向很高，我有信心在下届选举中当选。我是老副市长了，好意思不给我吗？

    李寂开始得罪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家的朋友也越来越少。有时候市里开会居然会“遗漏”通知他到会。但李寂都不在意。但真正的打击终于来临：在新一届的市长选举中，评分最高的李寂失败了，他没有如意升迁，而是继续做他的副市长。李寂真的被打晕了，那天他回到家对我说，结束了。我知道他说什么。我劝他说，你要有信心，你不是还当着副市长吗？他突然说了一句他从来没说过的粗话：副市长管个屁用！

    从那天开始，我感觉到我丈夫发生了某种不易察觉的变化：他不再怨天忧人了，但也不再慷慨激昂了，他变得沉默。每天他照常上班。但我不再听到他指责任何一个官员。我以为他是变宽容了，但是我错了。不是他变宽容了，而是发生了另一些重要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对我说，冷薇，我们要个孩子吧。我说，你不是很忙吗？他说，忙也不能不生孩子啊。我说，我们也没钱养孩子呢，别人养孩子要把孩子送出国留学的，要花很多钱。李寂没吱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个想法。

    这事过了一个月，我在他的一份文件夹里发现了一张写着他名字的存折，里面存着二十万元。我吓了一跳，以为他在外面搞女人。我不动声色，晚上他下班回家，我就掏出那张存折问他怎么回事？李寂说，其实我早该告诉你，这是西坑煤矿给我的钱。我一听就沉默了，好久后我才说，你不是不拿这种钱的吗？李寂说，是啊，但是我拿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其实我已经拒绝过好多次了，他们把钱放在一条烟里面，我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星期还是还给了他们。我说，那这次你为什么收下了呢？李寂叹了口气，说，冷薇，我失败了，你还不知道吗？我失败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事业失败还是人格失败了。我说，你会坐牢的。他说，这倒不一定，贪的人太多了，是结构性腐败。我说，你这样做，让我很吃惊。李寂说，我已经没办法了，我没有权力，所以做不了任何事，我还是分管工业和安全的副市长，可是连一个“樟坂经验”都阻止不了，我还有什么用？不如拿钱好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没有这个本事，我也有家庭，我也要孩子。

    从这事以后，李寂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况，他不再指责官场，因为他现在和他们一个样了，他根本没办法也没理由说七道八了。并且有时李寂也开始为那些贪官开脱，说他们在一种结构中被同质化的不可避免性。我问他，政治家是如何变成政客的？他说，政治家太少，全世界出现不了几个，政治家是在和政客的斗争中出现的，所以，政治家多半都在牢里。我说，我很担心你。李寂让我放心，说，我有度的，我很聪明，知道该怎么做，我也没有放弃理想，我只是暂时把理想和实践分开，暂时分开…

    但我观察到，李寂由此开始变成一个极度矛盾的人，他常常应付完工作，就看那些他以前爱看的书，比如《甘地自传》、《纳尔逊-曼德拉》、《万历十五年》和《张居正》。他对我说，我大概只能去研究我的理想了。看上去他对工作出现了从来未见的消极态度，直到西坑瓦斯爆炸事件的发生。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下午三点，我们得到消息，说西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时李寂正因为肝炎住院，他拔下输液的针头就往西坑煤矿去了，我担心他的病，就跟了去。那几天我亲眼看到了他如何带病工作，他拚了命似的在第一线指挥抢救工作，直到当场昏倒在井口。我带他回到医院抢救，医生说，你再迟来一步就完了，李寂出现了重度黄疸，已接近爆发性重症肝炎的边缘，差点儿死掉，后来才被救过来。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像电影上的英雄人物一样，问我，又死了几个人？我知道他问的是煤矿上的事，我说，你差点儿快死了。他说，我死了也换不回他们的命。

    李寂出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二十万元用一个匿名寄给了此次矿难的善后处理委员会当了善款，这是我帮他寄的。用的是“刘良心”的名字；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向上面递辞呈。他准备为此事下台。可是他的辞呈被打了回来。市里对这次矿难的责任认定为：个别私营矿主为了追求利润，不惜破坏安全警报仪器，导致灾难发生，所以，矿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