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生活的女严歌苓其人其文言说 (第2/3页)

，以此来阐释“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老辈的移民张爱玲曾说有一天她若获得了信仰，信仰的大约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里的地母，一个妓女形象，因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2]（第70页）事实上严歌苓的长篇《扶桑》对此做了极好的文本诠释，它以百年前中国苦命女子扶桑飘洋过海、异邦卖笑的经历为线索，表现出作者对生命存在的较为透彻的思考。

    在作者为“你”（扶桑）、克里斯、大勇设定的19世纪末旧金山这一特定环境中，扶桑集中了拖着长辫，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或是拳头大的脚上套着乡鞋的人所具有的一切秉性：辛劳忍耐、温顺驯良乃至麻木愚昧。未曾谋面的丈夫先行出海淘金去了“你”与大公鸡拜了堂。被拐到美国后又数度被标以斤两拍卖“你”甚至从无心智对此作形而上的思考。“你”总是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以一抹谜样的微笑面对生活和苦难。甚至遭到轮jianian时“你”也没有反抗，只是奋力用牙咬掉施暴者胸前的一枚纽扣，谜一样收集到一个盒子里，却把克里斯那枚藏于发髻，同时掩藏起最远古的那份雌性对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与宽恕。“你”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文化基质根本相异，却各拥有一份“软弱”克里斯的柔弱使他永远艾怨世上没有足够的母性，他对“你”的痴迷是对“你”身上那东方文化底蕴和母性的迷恋。赌马舞弊、贩卖人口、杀人害命的大勇也有最不堪的软弱，那就是对故乡从未见过的妻子的思念。他深爱扶桑却不愿坦然承认，两千余年的沉重积淀令他缺乏对扶桑窑姐身份的确认和责任担当。当得知妻子已于几年前来美寻夫，内心精神支柱坍塌之余，也使他能够改邪归正，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扶桑的宽容坚忍使克里斯的自我拯救也成为可能。克里斯竭力要把“你”和“你”所属的群体分开，殊不知他爱的正是那丑恶又卑贱的群体令“你”凸显出的迷人魅力。“你”的一生意味着受尽屈辱“你”不能也拒绝被拯救。“你”爱克里斯却要以与大勇的刑场婚礼完成自我保护，这或许只能在东西方文明的对抗冲突中觅得答案；“你”早知与大勇的夫妻身份却不肯吐露，但最终的承诺毕竟留给死者一份生的希冀。

    展现新移民生活的《少女小渔》，曾被作者自称是一则“弱者”的宣言。小渔的生存境遇较扶桑有了很大改善，却为了办理居留身份，不得不采取一个残酷而又勉强为之的办法，与一位老意大利人假结婚。“弱者”小渔多少具有扶桑的秉性：对江伟近乎母性的宽容与关爱，对多少有些无赖的意大利老人也善良而温厚。人性的高贵与美丽在低俗生活之上绽放。《约会》中的五娟、《红罗裙》中的海云都对已近成年的儿子有着超乎母性的女性关爱。从个体生命的沦落到民族精神在异国他乡的迷失，严歌苓波澜不惊的笔触中，涌动着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和历史沧桑。敏感而又痛苦的情怀使她的脚步在第五代移民的生活与扶桑的生命存在方式间随意穿梭，通过对现实生活和记忆源泉中灵感的挖掘，把经受异质文明最严峻考验的最纯朴本真的人性引渡到永恒之境。女性中的母性，或许是最令这些小说可解的答案了。

    许多移民满怀种种期冀与梦想，踏上异国土地，面对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骤失与祖国那长相依存一衣带水的血脉关系“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失眠人的艳遇》）。每个人都面临维持生存和立足发展的困顿，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是他们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别无选择的想法。“孤独”感在严歌苓情感体验中弥漫濡染，构成其作品的基本氛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失》）五娟每次与儿子约会，总能发现晓峰与她特别相像的细节“在这无边无际的异国陌生中，竟有这么点销魂的相似”她将母子最初期相依为命的关系或许不恰当、无限期地延长了，这是对于陌生和冷漠的轻微恐慌中贪恋身上由血缘而生出的亲切。一五○城堡里的海云、健将、卡罗，乃至周先生，也都是生活于异域的一缕孤魂。大勇常常毫无根据地想象妻子美丽贤淑的模样和辛勤劳作的身影，缘自颠沛的旅人对故乡的思念，对旧有精神家园的追怀。严歌苓的孤独感来自现实境遇和文化心理的交互作用，两栖于祖国与异域的冲突心态使她唯有追求现实问题的现实解决而非终极问题的终极解决，甚至必要时不得不求助于曾经有过的精神家园。而多篇小说的开放式结尾，不仅留给读者思索不尽的阅读空间，还昭示出作者本人无从抉择心怀期冀的复杂心态。

    严歌苓以女性的真切体悟和内心感受造就了一种区别于大陆文坛的话语方式，揭示出人尤其是女人的凡俗性和非神性。这种纯粹的女性话语，与父权制迥然相对的女性主义态度，使严歌苓所观女人的角色是被动者（被污辱、被贬损、被欺凌者）、缺失者、沉默者（主妇、看护妇）、有价者（商品），她们温顺麻木、寂寞忍耐…这种溯源于历史又根植于现实的对华人女性角色的考察，确乎验证了这种思想：“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语）。”[3]（第3页）以移民经历真实诉说，以女性话语言说男女，严歌苓小说突出表现为：女性主义话语焦灼言说下的移民生活之一种。

    三

    在严歌苓小说中，很少见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这样的字眼，但我们无法否认严歌苓以其独有的个性，对精神领域的性本能、梦境、性心理和性变态等予以细腻描摹和深刻解析，传达出20世纪美华文学与包括精神分析学说在内的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信息。研究严歌苓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意会严歌苓，也是解读异域人生的一项重要课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性的意识和欲望是人类远古祖先原始野性的本能在现代子孙意识中的残留，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根柢，不可能因为受到压抑而不发泄出来。人在诉求性本能欲望时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但有时却呈现出凄苦甚至悲剧性的结果。《海那边》里的王先生把有些痴傻的泡像狗一样拢在自己身边，以物质的施舍表达一份仁义之心；泡不仅以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