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杞世家 (第4/4页)

他，终于死在吴国。陈国于是立怀公之子越为君，就是湣(mǐn，敏)公。

    湣公六年(前496)，孔子至陈国。吴王夫差征伐陈国，攻取三城而归。十三年(前489)，吴国又来征伐陈国，陈国向楚国告急求救，楚昭王带兵来援救，驻军城父，吴军撤兵。此年，楚昭王死在城父。当时孔子仍在陈国。十五年(前487)，宋国灭掉曹国。十六年(前486)，吴王夫差北伐齐国，在艾陵大败齐兵，又派人召见陈侯。陈湣公害怕，前往吴国。楚国因此征伐陈国。二十一年(前481)，齐国大夫田常杀死齐简公。二十三年(前479)，楚国的白公胜杀死令尹子西、子綦，袭击楚惠王。楚国叶公击败白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前478)，楚惠王复国，举兵北伐，杀死陈湣公，于是灭掉陈国占为楚有。此年，孔子去世。

    杞国东楼公，是夏代大禹的后代子孙。商朝时其封国时断时续。周武王战胜殷纣之后，寻找禹的后代。找到东楼公，封他在杞，以供奉夏后氏的祭祀。

    东楼公生子西楼公，西楼公生子题公，题公生子谋娶公。谋娶公正值周厉王时代。谋娶公生子武公。武公即位后四十七年死，其子靖公二十三年死，其子共公继位。共公八年死，其子德公继位。德公十八年死，其弟桓公姑容继位。桓公十七年(前567)死，其子孝公丐继位。孝公十七年(前550)死，其子文公益姑继位。文公十四年(前536)死，其弟平公郁继位。平公十八年(前518)死，其子悼公成继位。悼公十二年(前506)死，其子隐公乞继位。七月，隐公之弟遂杀隐公自立为君，就是釐(xī，西)公。釐公十九年(前487)死，其子釐公维继位。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掉陈国。十六年，湣公之弟阏(è，厄)路杀湣公自立为君，就是哀公。哀公即位十年死，湣公之子敕(chì，赤)继位，就是出公。出公十二年死，其子简公春继位。即位一年，即楚惠王之四十四年(前454)，楚灭掉杞国。比陈国晚灭亡三十四年。

    舜的后代，周武王封于陈，到楚惠王时被灭掉，有《世家》记载。禹的后代，周武王封于杞，楚惠王灭掉它，有《世家》记载。契(xiè，谢)的后代是殷商王族，有《本纪》记载。殷朝灭亡后，周朝封其后代于宋，齐湣王灭掉宋，有《世家》记载。后稷的后代是周朝王族，秦昭王灭掉周，有《本纪》记载。皋陶(yáo，姚)的后代，有的被封在英、六之地，楚穆王灭掉它们，没有谱牒记载。伯夷的后代，在周武王时又被封于齐，叫做太公望，陈氏灭了它，有《世家》记载。垂、益、夔(kuí，奎)、龙，他们的后代不知封于何地，没有听说过他们。以上十一个人，都是尧、舜时著名的功德之臣；其中五人的后代都当过帝王，其余的则是著名诸侯。滕、薛、驺，是夏、商、周三代时所封之国，很小，不足挂齿，就不论列了。

    周武王时，封侯封伯的还有一千多人。等到周幽王周厉王以后，诸侯以力相攻互相吞并。江、黄、胡、沈之类的小国，数不胜数，因此就不采录于史传之中。

    太史公曰：舜的道德可谓达到极点了！让位给夏，而以后经历夏商周三代仍享受祭祀。楚国灭掉陈国之后，田常又取得了齐国政权，终于还是一个封国，百代不绝，后代子孙著盛，被封赐土地的人很多。至于禹，在周时其后代就是杞国之君，很弱小，不值得一说。楚惠王灭掉杞以后，禹的后代越王勾践就振兴起来。

    解析

    本篇的主要内容，是叙述陈国历史发展的兴亡过程，同时简要记载了杞国的世系源流，篇末兼及概括简介了十一位尧舜之际著名历史人物后裔的下落。

    在本篇中，太史公首先充分表现了中国史家强调对历史进行道德评价的鲜明特征。汉代著名史家荀悦曾指出：“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汉纪·高祖第一》)但他基本上还只是注意树立正面道德楷模，以为后人法式。实际上中国史家总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历史进行道德评价和教育，即所谓“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总结中国史学经验时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今更广三科，以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史通·书事》)并特别强调“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同上)，对于“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缺书”(《史通·人物》)。司马迁正是如此。本篇并未巨细不遗、平铺直叙地记载陈国史实，而是选择最能反映陈国君臣道德品质的典型事例来叙写，以达到“其恶可以戒后”的目的。

    荒yin无道，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君主极权政治的必然现象，也是导致统治阶级内讧、国家丧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司马迁在本篇着重写了陈厉公好yin而丧生，陈灵公荒yin而失国，孔宁、仪行父因yin乱而逃亡他国，通过这些事例，太史公对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

    在本篇中，还体现了太史公善于剪裁、重点突出的史家手法。例如“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滕、薛、驺，夏商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于传云”太史公大胆删削了与历史发展关系不大的小国事迹，避免了蓁芜不弃的缺点，从而使文章的主旨更加鲜明。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司马迁于强调人事之际，还不能完全抛弃某种程度的天命迷信思想，所以在引用古代文献如《左传》时，对其中的一些占卜预言未加批判地移录进来，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降低了作品的思想性，需要我们批判地去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