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双面翻译官 (第2/3页)

没有抱任何希望，北京才是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地，只要在澳门拿到情报，就立即北上。马戛尔尼现在又想起了那个法国传教士梁栋材，他已经被革命政权断了生活财路，在北京城又被乾隆皇帝给解雇了，现在他就是一条可以好好利用的丧家之犬。

    梁栋材打听到了重要的情报，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正在组建翻译团队。

    翻译团队是清一色的西方传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dAlmeida，1728～1805）、安国宁（AndrRodriguez，1729～1796）、潘廷璋（JosephPanzi，1733～1821）、德天赐（PeterAddat，1755？～1822）、贺清泰（LouisdePoirot，1735～1814）、巴茂正（JosephPairs，1738～1804）和罗广祥（NicholasJoesphRaux，1754～1801）。后三位均为法国人，其中贺清泰继朗世宁后，成为乾隆皇帝的御用宫廷画师。

    梁栋材拿到大清帝国翻译团队名单得益于他的法国老乡罗广祥。

    1783年12月17日，法国遣使会总会神学教授罗广祥接到了罗马教廷传信部的任命，成为法国在华传教区的长上。法国海军部很快就给罗广祥开具了通行证。1784年，罗广祥到达广州，1785年4月29日到达北京，1785年5月正式就职，并当选为清朝钦天监的成员。年轻的罗广祥让年长的梁栋材感到很惊讶，自己辛辛苦苦混在西洋乐队里吹拉弹唱混了十多年，反而还没有罗广祥混得好，人家都一步登天了。

    罗广祥到北京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当时已经31岁的罗广祥却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内，学会了欧洲人最为头疼的汉语，还学会了大清帝国的官方语言满语。大概花了不到一年时间，罗广祥编写了一部满语语法书籍，于1787年寄给了法国海军部大臣和法国驻广州的代表汉学家德经（deGuignes）。后来又花了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两册的鞑靼语《满族语词典》，第一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英格兰人掠去并收藏在英伦皇家，第二册辗转到巴黎后又交给了汉学家雷慕沙（AbelRémusat）。

    语言上的天赋让罗广祥在钦天监跟中国官员沟通地很愉快，他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官员府上的贵宾。罗广祥没有忘记自己离开法国海军部时接到的密令。在1785年～1787年间，罗广祥每年都向法国海军部寄去年度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包括旱涝灾害、饥荒、北固使节、俄罗斯商队等。罗广祥的报告为路易十六评估远东势力提供了一手材料。尤其是1787年，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跟安南亲王阮福映签订条约，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安南西山政权并没有向乾隆皇帝朝贡，甚至乾隆皇帝还派出远征军，跟西山政权作战。

    罗广祥为法国海军部收集情报的背后，还有大批原耶稣会士当线人。1700年，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区取得罗马教廷认可，打破以往仅有一个葡萄牙传教区的局面。可是到了1773年7月21日，罗马教宗克莱门十四世颁布敕谕，宣布取缔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活动由法国遣使会接手。罗马教廷事实上是要通过遣使会之手接收耶稣会遗产。罗广祥到了北京，并没有像接收大员那样趾高气扬，反而向耶稣会士派发400两白银的年金，还在修院中为每名耶稣会士单独留一片空间，供他们自由地居住和生活。罗广祥的举动令耶稣会士感激涕零，自然也死心塌地为他收集情报。

    梁栋材年纪比罗广祥大，是老耶稣会传教士，一直在圆明园西洋楼当南郭先生。当罗马教廷取消耶稣会后，梁栋材因为有蒋友仁的庇护，在北京城的日子还算逍遥。罗广祥来到后，梁栋材跟其他耶稣会传教士一样担心这位接收大员没收自己在北京的财产。尤其是乾隆皇帝的宠妃容妃在1785年生病后，西洋楼上鼓乐声绝，梁栋材随时面临失业的威胁。梁栋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广祥不仅给他400两白银的年金，还要任命梁栋材为广州司库。

    为了摆脱葡萄牙保教权的束缚，罗广祥想在广州设立一位司库，负责法国传教区与大清帝国的交涉，从而可以避开澳门葡萄牙市政厅的干预。罗广祥对梁栋材进行了一番考察后，认为这位耶稣会传教士堪当大任，就找到梁栋材，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当时罗广祥在钦天监人缘还不错，他疏通关系，努力地游说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慢慢地想起了那个送西洋玩意儿的西洋乐师，加上罗广祥在天文方面颇有名声，就答应了罗广祥的请求。

    当时正处在失业边缘的梁栋材犹如抓到了一根儿救命稻草，梁栋材意识到，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签署了《凡尔赛公约》，两个国家现在不打仗，那么发展贸易成为必然。他带着罗广祥的任命，梁栋材马不停蹄地到广州上任。1787年，路易十六甚至三番五次跑到法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去视察工作，给公司董事会以及员工加油鼓劲，当年破天荒地有3艘商船开到广州黄埔港，两艘开到澳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有32艘商船到黄埔港，英格兰人马上意识到法国人要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