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传教士跑官 (第1/3页)

    6、传教士跑官

    8月的北京城骄阳似火，郁郁葱葱的圆明园令马戛尔尼很痛苦，因为他的风湿关节炎又犯了。

    斯当东离开了马戛尔尼的房间，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马戛尔尼咬了咬牙帮子，他已经没有了几天前刚刚进入圆明园的那种兴奋感。皇家卫队的几名陆军中尉一个劲儿地抱怨，圆明园里的太监像跟屁虫一般，简直大煞风景。马戛尔尼早就意识到，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使团就被中国人给关了禁闭，使团要送信函出去，都要经过中国官员审核，中国官员甚至会将他们的信函送到乾隆皇帝手上。

    严格的审查制度让马戛尔尼很难堪，更让马戛尔尼失望的是偌大的帝国，对科技人才视同民工。约翰？巴罗（JohnBarrow）跟丁威迪（Dinwiddie）博士这两天老是抱怨，说中国人太过分，安排的住的地方猪比人更适合住。两名英格兰人在国内是科技人才，香饽饽，进了圆明园，太监们一看就是两位安装机器的，跟打杂的苦力没什么区别。太监们在给两位博士分住宿的地方，自然就将两位分在杂役住的下人房里，顺带让园子里的民工对这两位时时监控，免得他们在园子里乱窜。

    千百年儒家思想掌控着整个帝国，固执、偏见、妄自尊大，这个帝国已经失去了科技创新的活力，他们还躺在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四大故发明的功劳簿上。马戛尔尼想起了在通州表演的那一幕，当皇家卫队拉出大炮表演的时候，一声巨响，所有的中国人都趴到地上，突然一名穿着朝服的官员站起来，脸色都青紫了，声嘶力竭朝着运河对岸的人吼叫，应该是在让对岸的民众躲避。卫队中尉嘲笑般告知，表演都是放空炮。这名官员马上嘟囔着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大炮，不稀奇。

    红衣大炮在中国确实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1626年正月，乾隆皇帝的祖宗努尔哈赤，乘着萨尔浒战争胜利的余威，率领一干人马袭击明朝辽东重镇宁远城。时任明朝兵部尚书的黄克缵（1550～1634），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离福建老家晋江梅林不远的泉州港，那一代不少人跟荷兰人有往来，善于铸造红衣大炮。黄克缵急调家乡民工进京铸造大炮，并招募闽南人担任炮兵。宁远守将袁崇焕如获至宝，率领26名闽南炮兵，在宁远城四门架设11门红衣大炮，努尔哈赤当场被红衣大炮炸伤，最终医治无效死亡。

    努尔哈赤的死亡，对于马背上的满族人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刀剑不再是创造神话的利器，满族人开始自己捣鼓红衣大炮。到了1631年，八旗军队用自制的红衣大炮围攻大凌河城，一阵排山倒海的炮击之后，大凌河城子章台轰然垮塌，一代名将祖大寿投降。随后，八旗军队在松锦之战中，用60门红衣大炮全歼明军关外主力。松锦之战逆转了明清在关外的势力。缴获明军大炮之后，满族军队另行组建了“乌珍超哈”也就是汉军八旗，它成为大清帝国一个全新的炮兵兵种：重火器兵。

    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后，八旗红衣大炮数量超过百门，多尔衮跟李自成在太原城、潼关进行炮战。太原城为李自成抗拒清兵西进的重要关口，多尔衮的炮兵一阵轰炸之后，李自成的大刀长矛顿时化作血水rou酱。潼关历代视为兵家要地，李自成在多尔衮的炮击之下，丢盔弃甲，整个农民军溃不成军，土包子的江山随着尸首灰飞烟灭。

    红衣大炮曾经是满族人的耻辱，也是满族人马上夺取天下的利器，满族人的炮兵发展神速地令人吃惊。明军松锦之战失败后，当时明军有一位著名的军火专家闻关外败讯，惊呼道：“彼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这位天主教传教士军火专家，给崇祯皇帝撰写了两部军火专著：《火攻挈要》二卷、《火攻秘要》一卷。为谋取天主教在中国各省的合法地位，1638年奏请崇祯皇帝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明军的这位军火专家叫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拥有日耳曼贵族血统的汤若望，在罗马日耳曼学院毕业后，就被罗马教廷耶稣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630年，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学生、明朝的天主教进士、礼部尚书徐光启推荐汤若望进入钦天监。汤若望不仅翻译了开矿冶炼的“矿冶全书”（DereMetallicaLibriXII），还给徐光启撰写《崇祯历书》当过助理，不过这一部历书后来成为汤若望取悦多尔衮的礼物。《崇祯历书》被汤若望删节成为103卷的《时宪历》，汤若望被多尔衮提拔为太常寺少卿，后成为顺治皇帝的宠臣，这老哥们儿成为传教士深入中国皇宫内廷的楷模。

    汤若望的中国之行，重要目的就是传教，他经常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