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杂论管闲事middo (第2/4页)

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和这一比较，刘百昭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17）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18）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坐博物馆之上。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19）的“流言”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无恙。但那两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陆续散出的壮观，却也因此“交臂失之”（20）了。这实在也就是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无法两全的。

    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来的（21）。“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22），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23）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

    （24）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干”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私人的书多”为什么呢？要知道做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连“孤桐先生”的藏书也未必够用。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

    “就以‘四书’（25）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短短的一部‘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种参考书”

    这就足见“学问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陈源教授所推许为“那样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张之洞先生在做给“束发小生”们看的《书目答问》上曾经说：“‘四书’，南宋以后之名。”（26）我向来就相信他的话，此后翻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27）之类，也只有“五经”“六经”“七经”“六艺”（28）却没有“四书”更何况汉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论。但我所参考的，自然不过是通常书，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见闻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这样就算了，因为即使要“抱”却连“佛脚”都没有。由此想来，那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他“家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春秋》责备贤者”（29）之意罢。

    完

    现在不高兴写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结。总之：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适（30）教授的《译诗三首》呀，徐志摩（31）先生的译诗一首呀，西林（32）氏的《压迫》呀，陶孟和（33）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发表而必须我们的玄孙才能全部拜读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时，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

    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候，是好看的，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二期。

    （2）陈源笔名西滢，参看本卷第80页注（8）。

    （3）《现代评论》参看本卷第79页注（4）。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