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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炮 (第2/6页)
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meimei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rou吃吗?"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meimei走,meimei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rou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meimei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meimei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rou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 "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老兰眼泡红红地说: "谢谢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顾孩子们吃饭,我那边还有许多事。" 老兰摸摸我的头,摸摸娇娇的头,摸摸甜瓜的头,眼睛里夹着泪花,转身走了。黄彪媳妇眼睛追着他的背影,感动地说: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吃罢饭,我们又回到棺材前去守灵、化纸。 院子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那几条德国种狼犬,从老兰老婆死后就变成了哑巴。它们趴在地上,将脑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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