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七世纪 (第6/10页)

科举”考试分很多种类，而以“进士科”、“明经科”最有地位，又因进士科及格的人士比较容易得到高位，宰相又大多数都是进士科出身的缘故，所以尤为尊贵。参加考试的考生称为“士子”士子大多数来自学校和地方政府的推荐（乡贡）。他们千里迢迢，集中首都长安（陕西西安），首先向尚书省礼部报到，然后等候通知，入场应试。考试及格，当时术语称“进士及第”跟现代的“博士”一样，是一种光荣的身份。在以后，考试及格的第一、二、三名，更专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尤属光荣中的光荣。他们在发榜时所受的崇拜，不亚于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状元、榜眼、探花，也成为家长为女儿求偶最理想的对象。中国无数文学作品，都用此作为题材。

    李世民大帝对科举制度有他的看法，当他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身为世袭的专制帝王，这种看法极其自然。在此之前，政权一直是关闭的，只限于贵族和门第世家。因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缝隙，但与根本关闭多少有点差异。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缝隙进入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革命了。这种现象，可以减少社会上下稳定的因素。

    七佛教净化与三教合一

    继五世纪高僧释法显之后，本世纪（七）又出现高僧玄奘。他的行迹和功绩，跟释法显相同，而影响更大。玄奘于六二七年离长安西行，冒犯当时不准出国的严格禁令，渡过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流沙和葱岭雪山，到印度寻求佛教经典。历时十九年，干六四五年返抵长安。李世民大帝没有追究他偷渡的罪名，反而给他很高的尊敬，请他主持长安最大的庙院弘福寺。玄奘翻译他千辛万苦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先后完成了七十五部。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即令在二十世纪，翻译工具如字典词典之类书籍具备，一个人能译出七十五部巨著，也不容易。

    玄类被人们称为“唐僧”、“唐三藏”在中国家喻户晓，连儿童都知道他。历史上高僧太多了，释法显就是其中之一。只有玄奘盛名永垂不朽，这应归功于十六世纪时的大文学家吴承恩所写的一部小说《西游记》。这是一部成功的幽默小说，不过书中却把玄奘写成一个脓包，而把他的门徒之一孙悟空，写成一个神通广大的英雄人物。

    佛教是一个在非常复杂的印度社会中产生的宗教，它包括两种成分，一是印度当时崇拜的鬼神，一是印度当时盛行的唯心哲学。佛教经典因之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小乘”属于前者一部分称“大乘”属于后者。玄奘带回来的佛经，以大乘为主，而大乘与宗教无关，只与哲学有关，于是佛教内部，开始分裂。宗教的要件就是崇拜鬼神，必须崇拜鬼神才能称为宗教。犹如画家的要件是绘画，他必须绘画，才能称为画家。佛教徒中部分知识分子从大乘经典中发现到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是中国古哲学和儒家学派儒书中所根本没有的东西，遂如获至宝，宣称佛教都是哲理，并不迷信，好像画家宣称他并不绘画一样，这种态度在佛教中产生一种我们姑且称之的“佛家学派”它的发展顺序跟道家相反，道家先有道家学派，再分裂出道教。佛家则先有佛教，才分裂出佛家学派。佛家学派与佛教的差异，如同道家学派与道教的差异，以及我们曾经比喻过的“热狗”与“狗”的差异。

    佛教传到中国后，小乘受到道教仇视，大乘受到儒家学派仇视。数百年斗争的结果，终于产生一种调和的局面，即“儒”、“佛”、“道”三教合一。这种调和的出现十分突兀。而且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一则“儒”还没有资格称为宗教。二则，信仰具有排他性。不过如果发现佛教的分裂现象，合一的只是学派而不是宗教，便可了然。所谓三教合一，应正确的指出是三个学派合一。我们试用下表作一说明：

    佛教译经事业在本世纪（七）达到高峰，玄类之后，便无以为继。因为佛教在发源地的印度已告没落，不再有新的经典出现。佛家学派在大量问世的佛经冲击下，更分为很多琐碎的派别，如“律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等等，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互相排斥攻击。但真正的佛教，却终于抛弃掉大乘的纠缠，成为纯净的宗教，跟道教一样，向民间传播，这种力量超过仅在士大夫之间流行的大乘万倍。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冥冥中自有神灵为人类主宰的观念和信仰，深植人心。

    八中国疆土的再扩张

    第二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对外的最大成功，是恢复固有的疆土。大分裂时代使沿边土地大量丧失，隋王朝虽一度振发，但时间太短，不久即因政府覆亡而再丧失。唐王朝最初的目标只希望排除北方突厥汗国的威胁。可是接连着不断的军事胜利，使中国疆域回到纪元前三世纪秦王朝和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时的版图，而且还要超过。唐政府在沿边疆土，先后设立下表所列的六个总督府（都护府），像六根巨柱，保卫中国本土。

    中国的沉重外患既是北方的突厥汗国，自然成为反击的第一个对象。

    本世纪（七）六○三年，启民可汗的对头达头可汗兵败，向启民可汗投降，启民可汗遂成为突厥的大可汗。可是位于西部金山（阿尔泰山）小可汗之一的泥撅处罗可汗却不承认，宣称他才是突厥的大可汗。于是突厥汗国分裂为二，东西对峙。

    东突厥汗国虽然失去了西部部落，但仍然保持强大，尤其本世纪（七）初叶，中国正逢十八年改朝换代大混战。北方崛起的民变领袖们，像梁师都、刘武周都向东突厥进贡，接受封号。唐王朝开国皇帝李渊初叛时，也同样向东突厥进贡。李渊在位期间的二十年代，东突厥使节和商人到了中国，就像猛虎进了羊群，jianianyin烧杀，无法无天。而突厥兵团仍不时深入中国国境，根本忽视中国的存在。大臣们一度建议放弃长安，向南方迁都。李渊虽因关系太大没有采纳，但对突厥人的横暴，始终不敢表示一丝不愉快。

    六二六年，玄武门事变刚刚结束，李世民大帝刚刚即位，东突厥汗国即向长安发动奇袭。大可汗颉利可汗（启民可汗幼子，始毕可汗幼弟）和他的侄儿小可汗实利可汗（始毕可汗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