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沙滩上的名字 (第5/5页)

是因我油然想起，匆匆从指间溜走的时光，还有，在没有屈臣氏和便利商店时，每一次令人脸红脖子粗的药房之旅，还有昔日的我，那个脸皮曾经薄如蝉翼的少女。

    青春期，买生理卫生用品真是我人生最感困窘的时刻。那时根本没有开架式陈列的商店，只有由凶凶老板娘看守的西药房。凶凶的老板娘看守，算是最美好的时刻，至少我还敢壮着胆走进去说：我要一包那个…

    最怕的是中年老板看守着，或者，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一起来“开讲”那我总会再三的在门口徘徊，迟迟不敢踏进一步。我相信，我如果开口说，我要一包卫生棉，他的眼睛肯定会变成一只只追逐可怜兔子的猎狗。

    生理期一到，我就像霍桑笔下贴着猩红A字的女人，在药房面前，感到一种一切都被窥伺的无奈。

    小镇如此保守。当时的我甚至不曾跟同龄朋友讨论过：你们怎么解决的问题。仿佛世上只有我有这样的“瘤疾”日子慢慢过去，生理期则度日如年。

    甚至不肯跟母亲说，用完了，你去买好吗？奇妙的叛逆期，凡属于自我秘密范畴的，一概不与任何人讨论。

    我想，母亲买生理用品的心态未必比我健全多少。她总会叫老板娘用报纸，把卫生棉当礼物一样层层包好，才会放在脚踏车的篮子前面带回来。

    大人们总会告诉步入青春期的女孩，现在你们得特别小心，否则，万一给人家怎样，你就完了。

    跟男同学在学校说话，会被视为行为不检点。一起出去玩，记警告，还要上训导处。总得行止合宜，深怕“一生名节毁于旦夕”

    我不知道，是环境让我异常，还是我特别异常。由于到女生厕所，要经过男生教室，能少去几次，就少去几次，好像做了亏心事般，怕被人猜。

    初三，有一位同班同学得了肾炎住院，不知道是否是这个“上厕所的不洁感”所导致的后遗症。

    健康教育课本，我都熟读了，可是，用的还是不太健康的心态，在看待自己的身体。

    不可能跟师长、母亲、同学商量，又没有姊妹，少女的我、孤僻的，沦为一座孤岛，对自己的身体，竟时时慌张失措。

    后来到了台北读书，发现台北有开架式商店时，简直是欣喜若狂。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爱上台北，竟是因为卫生棉。

    “台北同学”也教我大开眼界。有天早自习，全班每个人都在抽屉里发现一包卫生棉。原来是某公司为了推销产品所送的样品，不知怎么潜入学校里散发的。

    我不动声色的收进书包里，有一种“好运从天而降”的芳心窃喜。后座的同学，则很高兴的拿出来挥舞，对另一位同学说，喂，有五片呢。你要不要，我的份用市价的半价卖给你，反正我家都是我妈买的，不花我的钱！

    我以侏罗纪公园里游客看着暴龙的眼光看着她。她的话让我忽然明白两件事：一是，免费的样品也可以很大方的拿来做生意赚零用钱；二是“秘密”用品也可以大声嚷嚷。

    台北让我卸除某个绣在胸前的A字。我看见城市的可爱之处，虽然那时，我住在一间只有十坪大，八个女孩必须共用的宿舍里，洗澡洗衣都要排队，灯光严重不足，使我的近视突飞猛进，八十岁仍鞠躬尽瘁的女舍监喜怒无常，不时对人破口大骂，一旦不精打细算就会在月底呈饥馑状态的生活费，非常沉重的课业，还有每次都觉得我们“本省籍”同学没那么聪明的东北籍老师。

    我忍不住闪进小镇新开的屈臣氏，像做市调一样东看看西看看，想知道小镇的商品和台北有何不同，当然没有不同。“真无聊，这种全台湾到处都是的店也要逛，”同行的朋友说。“而且，你的眼神看来…比猫抓蟑螂时还认真！”

    忽然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我的小名。

    很久很久以来，除了我祖母外，已经没有人叫我的小名。

    我一回头，看见至少有十年没碰过面的玩伴，在收银台那儿笑着看我。身边有个女孩，比离开家乡，独自到台北读书的我还小一些。但己亭亭玉立了。

    “叫阿姨！”

    女孩恭恭敬敬的叫了。你知道，现在我听到有人叫我阿嫂，我一点也不开心，只会感觉“岁月催人老”何况她妈和我同龄，是我儿时玩伴，我总不能像对一般朋友的孩子耍赖道：“叫姊姊就有赏。”

    “这…这么大了！”我结结巴巴的说。

    “你可不可以帮她签名？”我的童年玩伴说。“她一直不相信你是我同学。”

    我很虚荣的答应了。我在犹豫，该写什么话祝福她。“未成年吧？”我问她妈。她妈点了点头“那我可能不能写：爱情顺利…”我喃喃自话，看了儿时玩伴一眼，她忽然变成张牙舞爪的老虎：“你敢写爱情顺利，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你没变，”我笑了。“还是跟以前一样粗鲁！”

    她猛猛捶了我一下。我只好写：学业进步。

    她走后，我的“台北友人”问我：“你是不是一直在隐瞒年纪？你同学的小孩，唉呀，我的妈，已经像是个少女！”

    我没有回话。我的这位儿时玩伴，也是我的国小同学、国中同学，只是她留在小镇念完高中，十八岁就当了母亲。在她重考的那年，她奉女儿之命结了婚，她没请我参加婚礼。

    我想，她是跟我受同样教育，在同样的气氛中长大的。“大人们”教我们很多，但没教我们，怎样面对自己的身体，怎样处理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我们同在“不可说”的某种白色恐怖中长大。她的爱情从某个角度来说很顺利，初恋情人成了丈夫、孩子的爹…她在我这年纪，女儿已经快要变成少女。但她并不希望，女儿如她这般爱情顺利。

    有人期望爱得顺利；太顺利的人，又感觉有些不甘，像搭上速度太快的子弹列车，早早到达目的地，但却得牺牲窗外的视野，惋惜那些如幽浮飘过的韶光，感叹着，自己一定错过了这些那些。

    我们永远会凭吊已经变成不可能的可能，只能是曾经的曾经，还有独一无二的记忆，永远不可能重来一次的拥抱，不会再扰乱自己心神的他的影子。光阴的酵母菌使记忆酿成了酒，美酒醉人，苦酒一样使人醉。

    …即使是那些诚惶诚恐的，在药房门口等待凶凶的老板娘看店的日子，即使是因为功课赶不上而流下的苦涩的泪，老是吵架打架的童年玩伴，即使是通不过真情考验的坏情人第一次说“我喜欢你”

    我们再怎么精明，竟也宁愿，在记忆里乡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