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荆紫关 (第2/4页)

抚筝而泣的侧影，她的痣。还有那本沉重的厚书。父亲很久没翻过那本厚书了。

    父亲见到小李姨以后，我就像暗探一样盯着父亲。当天晚上，我就发现父亲从破皮箱里拿出了那本厚书，放在手中抚摸着、抚摸着，却没有翻开，又把它换了地方，装进了邮袋。父亲说过“万国公约”规定，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邮袋，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可以侵犯邮袋。

    小李姨开始教我们唱歌。她说，她曾去女师音乐科进修，宛儿姐就是她的老师。她要我们学会用心灵唱歌，不要扯着嗓子干唱。她教的歌儿不再是《小白兔乖乖》，而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她是眼含泪水教唱这支歌的，唱到“流狼、流狼”的时候，她哭起来了，全班同学都跟着哭起来。“爹娘啊，爹娘啊…”我记得，我们是唱到这里的时候由哽咽不止而齐声痛哭的。战争时期的孩子会为失去家乡和家乡的亲人而落泪，却不会为失去生日蛋糕而哭泣。我所以哭，是因为想起了薛姨。请原谅，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在颤栗。我不得不摘下老花眼镜，拭去没有苍老的热泪。

    小李姨教我们唱了好几支歌，除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大刀进行曲》、《兵农工学商一起来救亡》，还有一个在风雨中流狼的《难童歌》，一个农夫要“多打些五谷送军粮”的《二月里来》，一个漂泊异乡的大姑娘思念家乡、梦见爹娘、又做了一身寒衣送给情郎去打仗的《四季歌》。然后，小李姨就扯下她的红缎子被面，在火红的被面上写下了墨黑的大字：“抗日募捐队”

    我开始对父亲的鼓子曲和他整天念叨的《劈破玉》表示不敬，而且盯住了父亲存放鼓子曲稿的邮袋，感到那是一个很好的募捐袋，几乎是用最后通牒的语气讨要那只邮袋。出乎意外的是，父亲听我说明了用途，用一种终于发现了“吾家千里驹”的眼神对我刮目相看，毫不犹豫地掂起邮袋“吐吐噜噜”把曲稿和那本厚书都倒了出来，又跟我母亲小声嘀咕了几句话，把一叠细心查点了两遍的纸币和铜板塞到邮袋里，才把邮袋交给我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募捐袋，我和你mama给它垫了垫底。但是，你要记住，这一个月，也许更长一些时间，我们是不能吃rou的了，只能吃豆芽，懂吗？你和哥哥、jiejie要轮流值日，帮助mama给豆芽择尾巴。”

    我十分讨厌择豆芽，而我们的募捐十分成功。

    小李姨瞄准了这个商埠上每一家稍大一些的店铺。一大早，当店铺里的算盘都被账仙儿举在手中摇着，让算盘珠儿发出炸豆般的声响以祈求赵公元帅多多保佑的时候，红缎子被面就卷着江上的风如猎猎作响的火焰沿街烧过去，我们的两列纵队会随时变成横队迅速包抄，依次堵住每一家店铺的门脸，然后开始演说、唱歌、高呼口号，好像日本鬼子就窝藏在这家店铺里。我比较荣幸地突前站在小李姨身边，拎着邮袋唱歌。我把邮袋口撑得很大，让它几乎可以钻进去一头牛，而钻进去的常常只是一些面额很小的毛票和铜板。对于每一笔捐款，无论数量多少，小李姨都要当众查点，高声报数，请店家把捐款数目写在我们的募捐簿上。

    在一家名声很大的粮坊门前，我们唱完了三支歌，才有一个傲慢的铜板飞出来“当”地落在地上。小李姨拾起铜板，如拾起一个金元宝似地高高举起，唱歌儿般地向人群宣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赵大掌柜为抗日将士捐献铜板一个！”人群里一片哗笑。赵大掌柜的脸上就露出猪肝的颜色，说：“别急，别急嘛，怪我拿错了！”又发狠地拿出一块银洋，捏在手指间，映着太阳摇晃，让大家充分感受到银元的光泽，再向银元吹一口气，让它发出蚊子振翅的声音，接着就有一道热乎乎的亮光画了一道弧线，倏地钻进了我的邮袋。小李姨又扬嗓高唱：“赵大掌柜爱国心切，再次慷慨解囊，为抗日将士再捐‘袁大头’一枚！”人群里就拍起了巴掌。

    小李姨神情端庄，目光闪闪发亮，报数的声音如百灵鸟儿凌空歌唱。各个商家听了，竞相攀比捐款的数额。我和小伙伴们都为商人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一开口唱歌又首先感动了自己，泪水就从一张张小脸上落下来。人群中也有眼泪落下来。小李姨报数的嗓音越发清脆感人。我也越发感觉到了邮袋的重量。邮袋搭在我的肩头，会使人想起一个大褡裢搭压在一头小毛驴背上的样子，两端都几乎拖在地上。为了不让它沾染灰尘，我踮着脚尖走路，骄傲地挺起了胸脯。赵大掌柜却在身后喊叫：“都说咱荆紫关的女子能撂倒三个省的男人，这女子领着一群娃子，倒是把咱荆紫关的男人当猴耍了！”有人接腔说：“别吃后悔药了，反正，不是往女人那个窟窿里入钱！”

    红缎子被面忽啦啦地爬上古镇北边的斜坡。斜坡上有一个大户人家给老太爷过六十大寿。我们挤进门楼，就被喜棚堵住了。一个女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正敲着八角鼓唱大调曲子，加上为她伴奏的三弦、古筝、檀板，完全占领了我们应该占领的地方。女艺人对面的堂屋里，坐着一个身穿黑缎子马甲、蓄着八字胡的老人。两边的喜棚里坐满了贺寿的宾客，都摇头晃脑地欣赏女艺人的表演。我看见过这个女艺人，镇上人都叫她“狼三省”也有人叫她“花野鸡”她去福音堂做过礼拜，却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她就蜷缩在教堂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孤独地占领了一条长凳，好像是一个被上帝所抛弃的女人。她的嗓门唱不好赞美诗，总是跑腔走调地窜到高音区独领风sao。一个热心肠的寡妇举着小木箱为贫苦教友募捐时，她也早早地把钱掏出来举在手上。寡妇却视而不见地从她身边越过。她就哭泣着离开了教堂。

    我听不懂“狼三省”唱的什么曲儿，但她唱得太妩媚、太卖弄、太腻味了，一个字的拖腔也会从喜棚里长长地扯出去，从屋檐上绕到树梢上，把树叶儿撩得飒飒乱晃，再从树梢上掉下来，钻到喜棚的人缝里窜来窜去，在每个人的心口和耳膜上挠着痒痒。我有点儿哲学意味地发现，她唱的与我们唱的不是一个物质世界里的精神产品。喜棚里的喜庆气氛与我们沉浸其中的“抗日情感”也相去甚远。但她毫无停下来的意思，她和贺寿的客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