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庶出 (第3/3页)

订下戒毒丸的订单之后，戒毒丸开始大量生产，湖南健民药业总共雇用了三百人，而福州规模虽然小点，但也有一百多人在赶工。一个疗程的戒毒丸为十五颗，成本在八分银子，出售给四个总督的价格是一两三分银子；闽浙两省订购价格为一两；非官方订单每颗为一两半银子，所有的戒毒丸交割必须在健民药业内完成，一概不负责运货，各地总督必须派兵员押送回原地…这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帮会组织对健民药业构成威胁。

    对于这样的安排，四位总督都没有任何异议…谭钟麟给出的价格并不黑，他完全可以把戒毒丸卖得更高价，相对于一个鸦片鬼只需要一个疗程的戒毒丸，总共才一两多银子，这很划算，再说他们也不是自己来卖，除了必要的免费戒毒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各地的药房来出售，谭钟麟的出价隐隐规定了“批发价”和“零售价”

    不过在订单上便可以看出四个总督的高下…张之洞和李翰章最多，先期给付十万两白银的预付款；刘坤一次之也有八万两；最少的便是最有钱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才五万两。谭钟麟近水楼台先得月，闽浙两省也是鸦片的重灾区，比他湖南老家还要严重的多，闽浙总督府一次便订下了十五万两的订单，闽浙两省各县或是从县衙开支中支出，或是纠集当地富绅捐献，必须保证至少建立一个戒毒所，如杭州、福州、金华等重要城市，必须有四个戒毒所，争取在一年之内戒除毒瘾十万人。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戒毒行动，比之五十年前在中国广东虎门销烟不同，两者各走极端，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一次中国官员的做法远比五十年前的林则徐更有策略，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戒毒行动带来的不会是战争，而是使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神秘古国真正摆脱鸦片困扰…”…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华记者HenriBorel。

    “传闻中国的俾斯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对能够有效戒除鸦片毒瘾的戒毒丸所下的订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五个总督订单中最少的…”…美国《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托马斯·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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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戒毒丸”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以前外国想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个联系起来的词汇是“鸦片”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戒毒丸的发明者谭延闿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也随着戒毒丸而第一次被外界所熟知。在数十年之后，人们评价谭延闿先生的时候，其复杂的历史经历使其功过从未有过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谭延闿在中国戒毒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第一位戒毒英雄林则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后人所称道…”…沈静，《逝去的岁月》，强学书社，1932年出版。

    “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强学文摘》，1892年（光绪十八年）六月，谭延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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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托马斯的尖刻报到，被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有些脸上难堪，在七月份的时候，直隶总督府追加了五万两白银的戒毒丸采购费用。李鸿章虽然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对戒毒丸采购并没有他的大哥这么积极，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强学书社，在八月份的时候便派人送上了五千两白银来资助《强学文摘》的发行，并且邀请谭延闿在天津建立强学书社分社。为了能够使《强学文摘》尽快的做到和福州发行时间相近，李鸿章还安排当时执掌中国电报业的部下盛宣怀，无论是使用电报、轮船等尽量提供方便，建立分社和在天津进行出版《强学文摘》，这些都是李鸿章利用直隶总督的职权之便提供的，不过那五千两白银却是李鸿章自己掏腰包。

    《强学文摘》早就做到了盈利，李鸿章捐不捐钱都无关紧要，不过在谭延闿看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姿态，或者自己在李鸿章眼中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忽视站在自己背后的谭钟麟。不过这次谭延闿却是想错了，李鸿章在意的人正是他自己，没过多久李鸿章甚至还写来了亲笔信，希望他能够北上来在直隶地区建立戒毒丸生产作坊，这让谭延闿感到非常惊奇。

    尽管谭延闿并不缺少这些金钱来支持强学书社，但是他也没有拒绝李鸿章…在后世的时候，冯文郁记得有传闻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看到康有为的一些言论后对其非常感兴趣，并且派人为康有为等人组建的强学会捐了五千两银子，康有为等人不屑接受李鸿章这个“卖国贼”的金钱，所以退回金钱还言语刻薄的讽刺了一番，正因如此，李鸿章暗中搞垮了强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