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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寻找张金龙 (第1/4页)
八、寻找张金龙 找一个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等我开始着手想要查找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向游芳问一个信息,要是游芳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找起来就真的很麻烦了。 好在我电话打过去,游芳很痛快地告诉我,张金龙死的时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该对历年死亡者有统计汇总才对。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被吃闭门羹的。这种东西算不算机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没有向市民提供这项服务的义务。记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记者陆青书刚参加完民政局组织的记者旅游团回来,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政府机关和对口的记者是一种互利互惠关系,虽然常有记者不小心惹某位领导生气,但总的来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还是能办成的。 可是过了一天陆青书很不好意思地来找我,说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信息没输进电脑,查起来太费人工,说要查行,得自己过去。陆青书说可以帮我打个招呼,如果我高兴跑过去查的话。 我当然说愿意。 回去和六耳一说,他高兴之余,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虽然没你和我妈说得那么夸张,但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的确是一直以来我的一大心愿。所以,我不能让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现在我已经可以出门了,两三小时里别人不会发现太大的异状。再说,我一发现毛长得长了,随便找个厕所躲进去刮干净就行。” 上次我问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六耳奇怪的很,逼问我是怎么在他妈嘴里把话套出来的。我把实情招供后,他大叫大嚷,说我太能扯蛋,和我闹了好一阵。我一边和他折腾,心里却挺高兴,这说明他已经渐渐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所以我稍微叮嘱了六耳几句,就答应了他。 周二的上午我起了个大早(当然是针对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 宣传处的小吕昨天已经在电话里和陆青书说好,见了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就领我们到档案室。 这个档案室原本的空间相当大,可现在被一排排的铁制档案柜占满了地方,只留下几条狭窄的小路。 每个铁柜的门上都贴着年份标签,小吕把我们领到贴着“1982”标签的两个铁柜前,说:“你们自己找吧,太多了。看完放回去,别弄乱了。” 他打开门,只见两个柜子里塞足了鼓鼓的牛皮档案袋。 “这么多啊。”我惊叹。 小吕苦笑:“是啊,要是少的话,不用你来我就帮你们找了。那时候上海的年死亡率大概在千分之七左右,算下来每个月的死亡人数都快上万,嘿,你们慢慢找吧。” 游芳告诉我的死亡时间是夏天,为了保险起见,我把标着五、六、七、八、九月的档案袋都找了出来,有二十多个。 我和六耳穿的都是牛仔裤,不怕脏,就这样直接坐在地上,一人一个牛皮袋开始看。 一个牛皮袋装了一百张纸,每张纸上是二十个人的简单死亡记录。也就是说,一个档案袋里是两千人的死亡档案。 虽说一张纸一眼就扫了过去,可看到后来眼力明显不行,有时得停一停再看,免得错过。 眼花不算,头也慢慢晕起来,然后是腰。还真是件苦活。 第三个档案袋看到一半,我撑不住停了下来,站起身子松松肩挺挺腰。往六耳那边一看,居然见他已经看好了六个口袋。怪怪,怎么会比我快一倍,我已经看得很努力了啊。 再看六耳换纸的速度,果然迅疾的很,基本拿起来停留一两秒钟就换另一张。这种速度只看一张两张拼一拼还可能行,这么一大堆看下来还保持这样的速率,真是太牛了。 “六耳,你怎么看得这么快,有练过吗?”我忍不住问他。 “有吗?”他停下来看看我。 “怎么没有。”我指了指自己看好的两包:“你比我快一倍多呢。” 六耳瞧瞧我的战绩,又看看他自己的,也有些意外:“真是这样嘛,可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快,读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看书快啊。” 我心里暗自琢磨,我看东西绝不能算是慢的,如果这是六耳的正常速度,早该在读书的时候体现出来了,没道理自己不知道啊。 “或许他体内又有了什么新变化,但是表面看不出罢了。”忽然之间,我想起梁应物对我说的这句话。 他只是无心之语,难道竟然说中了吗?会不会这一目十行的能力,就是多出来的那0。3%所造成的? 我瞧瞧继续以惊人速度看档案的六耳,轻轻摇了摇头,给自己做了套眼保健cao,坐下接着看。 “张金龙!”六耳叫起来:“找到了!” 在我连忙凑过去的时候,六耳突然垂头丧气地叹了一声:“唉呀,57岁死的。” “张金龙这个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的一定很多,这些档案我们总得都看一遍,然后再把叫这个名字的人列在一起筛选。” 档案室里纸张“哗哗”地翻动声一直持续到上午十一点十五分。所有的档案都看完了。由于六耳一个顶俩,比我预计的要提早不少。 我站起来挺腰的时候,一阵头晕眼花,这活劳神费力,多干肯定折寿。 加上最先找出的那位57岁的张金龙,一共找出三个。年龄分别是57、69、24,哪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十分明显。 我和六耳凑在一起看这短短的死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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